商学院：蹒跚前行的国际化之路

　　本报记者 庄涤坤 北京报道

　　如果说托马斯·弗里德曼(Thomas L .Friedman)以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为商业理论上的“全球化”做了定音，那么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企业家们对全球化的感受更要早于理论研究者。TCL的李东生曾说过：“TCL在法国的管理者，他们的收入是TCL高层收入的10倍。我们TCL的高层，手机是24小时开机，但是法国的管理层只到上班的时候才开，平时不开。管理效率没办法比。”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认为：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TCL要降低成本，就需要一大批懂得国际商业经营的、有能力的企业家来操作他的企业。“所以企业国际化呼唤管理教育的国际化，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。”张维炯表示。

　　师资多元化是最佳状态

　　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纯均对大陆商学院的院长们有个评价：“如果有些大学的校长还把MBA项目看做是提款机的话，幸运的是管理学院的院长们真有些使命感，想把工商管理教育办好。”赵纯均的评价还是客观的，这一点从各商学院不遗余力地高薪聘请国际大牌教授上就能看出来。商学院对自身的国际化，也是从师资这一教育根本的国际化开始的。清华经管和复旦管理学院甚至为了吸引一位国外教授，把院长的位子空出来。

　　但对国际大牌教授的吸引力，并非只是高薪和职位那么简单。大陆商学院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和改革开放，在资金上已经有实力聘请一两位大牌教授，也有魄力把管理位置让出来，而且院长换届制也为这种“禅让”做好了准备。但在更大程度上，院长们感慨：对国外教授的吸引，不是单纯一所学院能办到的，而需要整个城市的配合。除了大牌教授的薪资水平、研究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之外，其配偶在中国的就业和发展，和子女的教育也都在考虑之中。而国内除了“从月球看地球”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，和有欧盟背景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，很少有院长或学院对国际上的大牌有吸引力。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欧美教授，更是对体制内大学心存芥蒂。

　　体制内商学院像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复旦、上海交大都有一定比例的海外教授，有些学院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%到50%。但它们所宣称的“海外教授”是指有留学经历的华人，在国外拿到了硕士或者博士学位，而并非在欧美国家的大学做过教授。这不过是大陆商学院的权宜之计。但引进海归教授的好处是，他们比在计划经济中成熟的本土教授更有职业精神，比较好管理；而且海外的留学经历让他们更熟悉和认同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。在课程体系上，他们可以更熟练地使用美国教材，更能领会案例教学的本质，甚至用英语授课。从学术研究上来看，海归教授无论在对欧美国家的了解程度，还是对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流程的熟悉上，显然都更胜一筹。但明显的不足是，海归博士可能更偏向于照本宣科，对大陆企业的理解不充分，很难让学生满意。人大商学院院长伊志宏表示：“从研究和教学的综合考虑来讲，也不能说海外教授一定比本土的教授就强，完全要置换掉。实际上各有优势和不足。我希望教师队伍是一个多元化、多样化的状态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。”

　　强调生源的国际化

　　国际顶级商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国内大学，而当中国经济发展使得大批白领有资本选择国外学院的时候，以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上海交大为代表的国内一类高校招不到国内最好的学生。当国内高校意识到它们输在了自己的阵地上，管理教育的国际化开始了。